东西问丨杨惠姗：溢彩琉璃如何共咏东西方艺林？

中新社上海3月8日电 题：溢彩琉璃如何共咏东西方艺林？

——专访台湾女演员、琉璃工房创始人、琉璃艺术家杨惠姗

中新社记者 李佳佳

“作为琉璃工房的创始人，您倾其毕生，将古老的中国琉璃制作技艺加以传承和创新，赋予琉璃艺术新的形态，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和商业成就，并享誉国际，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声誉！”2024年11月，琉璃工房创始人、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创始人、艺术家杨惠姗在澳门获颁“第十三届华人榜·终身成就奖”，颁奖词对其在华人琉璃艺术领域长达近40年的不懈努力与杰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近日，杨惠姗与作品《且舞春风共从容》合影。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

2008年，琉璃烧制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惠姗是中国现代琉璃艺术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她与张毅共同创办琉璃工房，并研究出特殊的琉璃脱蜡铸造法，以个人独特的艺术天分和敏锐的洞察力，创作出富含传统中国语言与人文思想充沛的琉璃作品，让世界为之眼前一亮。

杨惠姗的琉璃创作生涯中，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佛教题材创作。如何实现突破佛教传统的具象化表达？西方艺术家如何看待中国作品所蕴含的深厚思想内涵？作为第一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展览的现代琉璃艺术家，她是否会从故宫的展品中汲取灵感？近日，杨惠姗在上海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佛教题材在您的琉璃艺术创作过程中占据很大比重。您是如何实现佛教的具象化表达，在艺术表现方面进行了哪些突破？

杨惠姗：我并非科班出身，对我而言，雕塑临摹的学习是从最基本的传统写实佛像开始的。其实佛像所探讨的意义更多立足于生命的层面，而琉璃材质的清明澄澈恰好提供了诠释空间。1998年，我开始实验将写实的佛教具象浇铸在透明的琉璃之中，并惊喜发现，琉璃作品居然能呈现一种酷似毕加索抽象画那般有趣的状态。层层叠加又似有若无的佛教具象，就像人生的诸多面相，而琉璃提供的诠释空间，则创造出了一种“看得见的空”，甚至在浇铸过程中形成的气泡，都像极了生命呼吸时的自然状态，像极了无法掌握的种种。实验的成功让我找到了一种艺术语言去诠释佛教。

近日，杨惠姗与作品《第二大愿》合影。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

中新社记者：佛教题材的创作是不是一种更适合东方的艺术表达？

杨惠姗：多年间，我在与西方艺术家交往交流中发现，西方艺术家更多地利用琉璃材质展现他们在设计、在技术上的创意，而不太言传作品的背后意涵。

但对东方艺术家而言，更希望透过琉璃材质去展现整体的中国文化及背后的美学。中国人喜欢用文字间接地言传，或透过大自然的山水花鸟虫鱼隐喻内心深处的情感，看上去浅却值得深层次探究，这是东方独有的思考方式和美学表达。就好比中国画的留白，意境很重要，留白的空间太满，就缺少灵动和重新诠释的可能。因此，留白是很了不起的创意，是一个民族出于对生命的观察和体悟之后产生的特别的表达方式。

琉璃的穿透、流动也让它具备了这种可能性，加上佛教所倡导的无我、慈悲、包容、宽厚，都能够通过琉璃材质得到展现。中国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当中的内涵可为我们提供生命中最需要汲取的养分，也是我创作道路上的重要指引。

杨惠姗的《无相无无相》系列作品。(琉璃博物馆供图)

中新社记者：西方艺术家如何看待中国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内涵？

杨惠姗：我自认为我既是琉璃艺术的创作人，也是中国伦理价值的传播者。2015年，我参加由法国艺术联合会主办的国际艺术与创新双年展，在挑选参展作品时，我在《无相无无相》和《一朵中国琉璃花》之间陷入纠结。自认为法国人会更喜欢后者，因巴黎又被称为“花都”，花在法国人的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可最终他们选择了佛像作品。我惊讶之余反问主办方，这带有较强的宗教色彩，担忧观众是否看得懂、能否接受，对方甚感奇怪地答道：“我们是从心灵的角度出发看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契合当时法国社会环境所需要的一种状态，能给人心一种安定的力量。”

还有一次，一位德国记者应约来做采访，她提前到艺廊把我所有作品都观看了一遍，等我们正准备开口交谈时，她出乎意料地哭了起来，那是一种抑制不住地抽泣与流泪。外国观众在观赏作品后能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反馈让我既意外又很受触动，我觉得一定是触动到内心深处的情感，才让她有这样的反应。

艺术创作永远是与人相关的，它是对生命、对宇宙的思想表达，当观赏它的人感应到了关照，就能够接受所传递的情感信息。所以艺术创作并没有边界，也不应该有任何阻碍，它其实是最好的大众沟通语言。

中新社记者：您是第一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展览的现代琉璃艺术家，能否介绍一下其中的因缘，是否会从故宫博物院的展品中汲取灵感？

杨惠姗：我们创业是发自于对民族文化的觉醒和关怀，我一心想传递中华文化的美学，不仅包括它蕴含的伦理价值，还有背后那些动人的故事，希望可以将琉璃作为媒介和载体。

我经历过物质相对匮乏的20世纪50年代，幸运的是，台湾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经济起飞。物质生活改善后，就会意识到文化与精神层面的匮乏，那个年代的台湾很真实地在研读大陆的历史、地理、文化，接受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的概念，也会思考为什么那么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在现实社会中却没有被广泛看见，于是我萌发了“能否尽一己之力改善这种状况”的想法。

在研习琉璃烧制技艺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古代琉璃制造技艺历史悠久，但工艺美术领域却鲜有人对此进行梳理回顾。我将此作为愿景，希望补足这一短板，也希望能够提出一个具有文化性、精神性的新创意。

故宫一直是我最大的期待。1993年因缘际会之下，我和张毅有幸带领琉璃工房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我们是海峡两岸恢复交流后，第一个在北京故宫展出的台湾艺术团体。

办展结束我收到了很多观众的来信，其中有一封让我印象深刻，上面写着“看完你们的展览，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国可以这么美”。

我觉得观众之所以有这样的评价，是因为我们不去复刻西洋的技法，我们的每一件作品都试图诠释中国的美学、文化和思想，观众之所以“第一次感受到中国可以这么美”，是因为他感受到的美绝不仅仅是美丽的外形，而是民族文化的情感，是中国思想当中所蕴含的民族之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