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观察丨百万“小海鲜”牵出国企工作人员受贿案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然而，国有企业由于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靠企吃企”等腐败问题 也时有发生，不仅损害公众信任，而且危及国有资产安全，必须依法予以打击。近日，江苏省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国企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

2023年12月，经最高检指定管辖，国企人员王某受贿案，交由镇江市丹徒区检察院办理。王某是外省某石油公司分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经查，2013年至2023年间，王某利用自己担任某企业钻完井部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多家企业在工具设备使用、船舶租赁使用安排、服务质量评价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先后非法收受他人财物66次，折合人民币896.9104万元。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检察部副主任何佳说：“被告人受贿的方式有多种，有收受现金，收受高档手表，还有接受银行转账，以及接受代为支付费用等等方式。他除了收受人民币以外，还有收受美金的行为。”

在案件审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王某主动交代了调查人员当时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

何佳说：“有一名行贿人需要就船舶的租赁使用安排，向被告人牟取利益。有一天他给被告人打电话说，我给你带了一箱海鲜，放在一个烟酒茶超市，请你去拿一下。被告人打开白色泡沫箱，发现里面是100万元现金。被告人租赁了一间公寓，是专门用来存放赃款的，侦查机关前往公寓搜查的时候，发现白色泡沫箱里的100万元现金是原封不动的。”

2024年1月，镇江市丹徒区检察院以受贿罪，对王某提起公诉。2024年5月20日，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公诉人问：“起诉书指控你收受上述企业人员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896万余元，是否属实？”

被告人王某答：“属实。”

公诉人问：“你每年的合法收入有多少？”

被告人王某答：“应该有40多万。”

公诉人问：“那么你缺钱吗？”

被告人王某答：“不缺钱。”

公诉人问：“为什么还要收这些钱？”

被告人王某答：“现在说起来也很后悔，感觉开始的时候也曾经拒绝过承包商送的钱，但是后来一次次送，没有拿这部分钱，就感觉好像大家关系就疏远了。”

法庭上，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受贿罪没有异议，但对本案部分受贿事实存在异议。

辩护人说：“供应商请托被告人向国家工作人员打招呼，为他们所在的公司在供应商库进驻方面提供帮助。被告人向国家工作人员邓某打招呼，均被邓某拒绝。被告人收受供应商的30万元和8万元现金的行为，属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辩护人认为这是违反廉洁纪律的违纪行为，不构成受贿。”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委会专职委员朱永权说：“这种受贿模式确实跟普通受贿不一样。普通受贿罪是利用自己的职权替他人办事，收他人钱财。斡旋受贿是利用本人地位和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再去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这个叫斡旋受贿。但是斡旋受贿与普通受贿本质上又是一样的，它都是一种权钱交易，侵害的法益都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所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影响力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本质上也依然是出卖公权力，当然属于权钱交易，绝非违纪行为。”

针对受贿数额的认定，辩护律师提出了异议，公诉人进行了有力回应。

辩护人说：“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供应商送给被告人一张建行的银行卡，分两次共转入25万元。在2017年下半年，被告人主动将银行卡退还给供应商，此时卡内余额有5.19万元，这些钱被供应商取出。辩护人认为，被供应商取出的5.19万元，应当从被告人受贿的金额中予以扣除。”

朱永权说：“从表面来看，被告人确实没有用到5.19万元。但是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的存款数额一般应当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司法解释还规定，收受他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关联的人是怕被查处，为了掩盖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这也就是说，当被告人收到这25万元转账后，除非及时退还或者上交，否则受贿就既遂了，金额也已经确定了。被告人在收受25万元近两年之后，其家人也一直在使用这张银行卡，后来是因为公司被列入了黑名单，被告也担心继续使用供应商名下的银行卡会被查处，怕被牵连，所以将银行卡还给了供应商。所以对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观点，这5.19万元显然是不能从受贿金额中扣除的。”

综合被告人具有的坦白、自愿认罪认罚、退出大部分赃款等情节，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全部量刑建议，并当庭作出判决。

法院宣判：被告人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

（江苏广电总台·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戴春梅 熊玄 王从 实习/郭秋彤 ）

（本条新闻版权归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来源： 荔枝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