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区域发展战略合力叠加 “牛肚子理论”对于加快建成支点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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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刚表面上是以牛肚子这一形象的说法为中部地区崛起鼓与呼，其背后却是源于他对中国多元经济的深刻认识。

我们对中部地区崛起的认识，应将其定位在推动中国经济整体发展、应对当前国际经济格局的关键着力点的角度来把握。

湖北加快建成支点，本质上承担着尽早使得国家各区域发展战略合力叠加，最大程度实现各区域协同发展效应的重要战略使命。

□ 巴曙松

在湖北“新春第一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的“牛肚子理论”被提及。他把上海等沿海城市比作牛鼻子，中部地区比作牛肚子，重庆等西部城市比作牛尾巴。陷入泥沼的水牛，如果只拉“牛鼻子”，只扯“牛尾巴”，不抬“牛肚子”，牛是起不来的。“牛肚子理论”是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对于新时代下湖北加快建成支点的发展实践仍具有重要价值。

“牛肚子理论”突出的是一种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牛肚子理论”是张培刚先生在思考以大国经济为背景的新发展经济学中的多元经济理论的一个具体应用，它展现和突出的是一种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当一头牛陷入泥沼时，牵牛鼻子或者抬牛尾均不能让牛摆脱困境，而必须把牛的腹部托起，然后再辅以其他措施，牛才能脱困而出。这是张培刚当年放牛经历中看到的一幕。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在思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的经济整体起飞与地区协同发展时，这一经历就成为他用以呼吁要重视中部地区发展的鲜活案例：因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就如同牛脱困一样，中部地区就是牛肚子在地理空间中的体现。中国经济发展必须注重中部发力，才能使得经济在区域上得以全面均衡成长。

“牛肚子理论”有其内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基础，即张培刚倡导的多元经济理论。张培刚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大国中，经济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分立，而是不同经济发展状态在空间中并存的复杂结构。中国多元经济形态在地理空间最重要的体现，并不是二元论中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简单对立；而是从西到东，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逐次梯度变化的多元并存状态。这种多元并存结构下，中部地区就是一个独立而重要的客观存在。

“牛肚子理论”在重视东部地区（牛鼻子）、西部地区（牛尾）的同时，强调重视中部地区（牛肚子）的发展。只有协同发展，才能实现各地区在多元经济框架下的全面发展。不难看出，张培刚表面上是以牛肚子这一形象的说法为中部地区崛起鼓与呼，其背后却是源于他对中国多元经济的深刻认识。当中国经济发展在地理空间上存在多元结构时，制定适合各区域包括中部地区发展的经济战略，实属必要和必然。

找准具有关键带动作用的关键着力点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找准具有关键带动作用的关键着力点，至关重要。湖北正是区域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因而被赋予加快建成支点的重任。

中部地区作为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重要枢纽，扮演的正是“牛肚子”角色。当前，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取得长足发展，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一部分企业开始出海进行全球产业链的布局，还有一部分企业探索拓展内需市场。从中部着手，不仅可以支持中部地区的企业重新布局，还可以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区域角度形成协同效应。换言之，我们对中部地区崛起的认识，应将其定位在推动中国经济整体发展、应对当前国际经济格局的关键着力点的角度来把握。

毫无疑问，本区域经济基础好，综合优势突出，能够以自己的发展对区域内各地区带来显著示范和协同效应的省份，才能成为中部地区崛起的关键着力点。在中部六省中，无论是从近代历史经纬角度来看，还是从现代发展的横向比较来看，湖北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其在经济规模、地理区位、产业结构、科教资源等诸多方面，均表现出比较突出的发展优势。将湖北确定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湖北作为关键着力点的肯定和认可。不仅如此，湖北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战略中，同样被国家赋予了奋勇争先的重任。

作为两大国家战略叠加交汇的重要地域，湖北加快建成支点，本质上承担着尽早使得国家各区域发展战略合力叠加，最大程度实现各区域协同发展效应的重要战略使命。这不仅对湖北发展至关重要，也事关当前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发展全局。

不断提升协同发展能力的长远之举

加快建成支点过程中，不断提升湖北对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协同发展能力，把握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的大趋势和技术创新新周期的新需求，至关重要。立足于发挥协同发展能力，关注未来科创大潮，以制度创新为支点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是提升湖北协同发展能力的长远之举。

“牛肚子理论”中的关键着力点，本质上是找出协同效应最大的关键地区。能否不断提升湖北在中部地区的协同发展能力，不断提升湖北在东中西跨区域发展中的协同发展能力，促进湖北在新的发展格局下支持中国企业进行全球化布局的同时，继续保持本土市场的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完整性，是检验支点建设成效的试金石。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湖北的协同发展能力主要体现为三个“量”：一是自身经济规模要有“体量”。只有经济绝对规模上去了，才能更好发挥对区域内各地区的牵引作用和与区域间其他经济板块的联动效应；二是经济增长要有“质量”。只有自身坚持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才能有效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并最终以科创优势和产业结构优势来引导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技术创新和产业成长；三是经济建设要有“大量”。只有坚持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角度出发，从全球产业格局变迁的大格局着手，从新的国际经济格局着眼，加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藩篱，促进与全球的产业联系，加快推进自身的市场制度的完善和优化，才能降低交易成本，推动区域内和区域间经济的互动交融，形成有效的协同发展之势，并最终促进国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整体提升。

为了增加体量、提高质量、展现大量，核心就在于努力提高湖北制度创新的竞争力和包容性，为把握新一轮技术革新周期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必须看到的是，在如今高度发达的经济发展节奏下，资源的流转、产业的轮替、地区的兴衰，都可能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发生转化。当前，全球经贸格局重构，与新的技术创新周期相互叠加，这种基于技术创新所驱动的竞争，将使得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更快的转换速度和更迭频率。

在变动不居的创新浪潮和大国竞争格局下，现在所凭借的一些资源优势和基础，其实都有可能在短期之内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大局势下，我们能够倚重和把握的，就是构建能够吸纳和包容科创驱动所需要素的优良制度，从原来更为关注发挥人口红利转向积极释放工程师红利。当技术突破的方向大致明朗，技术开始从局部突破向广泛的产业扩散，如何发挥好工程师红利就变得至关重要。湖北这些年已经积累了雄厚的工程师团队，有条件把握这个技术创新的机遇。

湖北在加快支点建设的进程中，需要从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革命性冲击的角度，从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的角度，以开放的视野和格局，来进一步思考如何通过制度创设，为未来成为中部和中国重要的科创中心构建出有持久竞争力的包容性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平台。由于现代技术本身的特点，一旦一个创新技术产业化突破出现，它会惠及其相应的产业上下游，这些得到正反馈的产业上下游，又会通过其分布于区域内和区域间，加强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协同发展。

立足于雄厚的工程师资源和教育资源，以及独特的中部区位优势，湖北没有理由缺席技术创新和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的重大时刻和关键节点。湖北应当立足于发挥区域协同发展能力，关注正在进行中的全球科创大潮，将现在的科创禀赋优势转化为科创竞争优势，为中部地区崛起提供更坚实的战略支撑点，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扎实的基础。

（作者为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特聘教授、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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