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抗战筹款5亿，与毛泽东的“窑洞对话”广为流传

“叹淞沪抗战牺牲了几十万生命，仅供我作文资料，不觉淌下多少热泪。”黄炎培在1938年8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写文：《无忘今日》，为《时事新报》《八一三纪念刊》作……”

这一年，黄炎培年逾花甲。

八年前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的悲痛，随着抗日战争的延续，使黄炎培心中倍感沉重。

《黄炎培日记》中在“九一八事变”次日有这样一段记录，去某宅参会，“一群朋友打牌。我说，电报到了，日本兵在沈阳开火了，沈阳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一人说，中国又不是黄任之独有的，你一个人起劲！我大怒，一拳猛击牌桌中心，哭叫：你们甘心做亡国奴吗！”。

若这声哭喊是黄炎培抗日决心之始，其救国之念则胸怀更早。

2025年，在即将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黄方毅再次翻阅父亲黄炎培的日记，走进父亲的抗战岁月。

黄炎培 本文供图/黄方毅

“从此吾身献给民族，献给国家有”

黄炎培，字任之，1878年出生在上海浦东川沙的内史第宅中。他幼年在旧学中发蒙，青年时期考取过秀才、举人，却无意仕途。

“父亲从小目睹山河破碎，国难日重，因而义愤填膺，立志救国。”黄炎培之子黄方毅说。

带着探索救国之路的想法，青年时期，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师从爱国主义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萌发了教育救国的思想。

“我父亲25岁开始办学，其中最有名的是1916年创办的浦东中学，当时有‘南浦东，北南开’之称。之后他还参与创办了同济大学、河海工程学院、暨南大学等。”黄方毅回顾。

在实地考察看到学生们所学无用，毕业即失业时，黄炎培受日、美等国大兴职业教育的启发，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等当时的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张“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是在1917年。随后，他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和《教育与职业》杂志。中国职业教育自此开始。

国难改变着民族命运，也淬炼着民族精神。彼时的个人命运与人生选择也随之如此。1931年后，黄炎培把自己人生的主要精力投入抗日救国活动中。“九一八事变”发生次日，黄炎培便协同36人在上海创立抗日救国研究会，日记中记载：“从此每日到会。”

黄炎培还赴各校演讲抗日救国问题，创办《救国通讯》杂志，作《抗日救国》歌等。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黄炎培发起成立上海地方维持会支援前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合作设立国防参议会，黄炎培作为国共之外的社会贤达当选国民参议员。黄方毅回顾，“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父亲奔走国事，冒着战机轰炸的危险，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三个月中往返9次”。

这三个月间，黄炎培还发起成立抗敌后援会，发动上海工商界和职教社同仁四处募款、收容难民、救护伤兵。离开上海后，黄炎培继续做讲座，同时发表文章、参与难民救济、赴西南调查、为劝募公债四处奔走……

随意翻开一卷抗战期间的《黄炎培日记》，都可以看到这位六旬老人，每日行程满满。如救助难民，1938年10月19日载，与同仁“共商应付非常之策：（一）以难民为对象，拟办纺织，公电江、冷商拨款；（二）以军队为对象，商推定数人参加救护慰劳工作”。次日记载：“今日病十去八九了。江苏旅桂同乡会监理事××××来，商难民救济事……现有在桂林难民五百余人中，江苏籍二百十七人，拟从纺织及造纸下手。”

如讲座，1938年11月28日，四川大学演讲。“余讲中日战争之主因；列举抗战中种种事实……”1939年1月16日，午后一时，抗战讲座第一次：余讲《抗战与人生》。

如参与义卖，1938年11月26日记载，中西士女合开展览会，义卖助难民救济费，余写件参加。1939年2月28日，写件十二，中八件。送书画义卖。

日记中还有赔钱办抗日杂志《国讯》的记载，1939年8月22日，“晨八时，国讯早餐会。核计国讯成本，每期四千份，需赔二百元，月赔六百元，加印一千份，加赔三十元”。

“六十年，过去了。努力无成成亦小，一切何足道。……国难来，重做人，今后做人不识劳苦和艰辛。我用一分精神都为国，我过一寸光阴全为民。”1938年11月23日，黄炎培作《重做人》歌三章，记录于日记，抒发自己愿全身心投入抗战的赤诚之情，“民得再生国再造，我愿卖力卖到老。……我写诗歌都为民众发，我写文章都给民众阅。……从此吾身献给民族，献给国家有”。

壮怀激烈之外，细读日记，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流淌着黄炎培在国难之下内心深处的沉痛与悲伤。如1939年2月12日载写信给夫人：“述我近况，写到以身许国真诚恳切处，不觉泪下。”1940年7月6日载：“夜半醒不能寐，念国事前途，愁虑万状。”

1906年，黄炎培应杨斯盛邀请，在上海创办浦东中学并担任校长。图为1907年黄炎培（后排右一）与杨斯盛（前排左三）及浦东中学校董、教师等在浦东中学校舍前合影。

“说一句做一句；绝对廉洁”

黄方毅在研读父亲日记时发现，黄炎培抗战期间还有一个重大贡献，是以往学者研究相关史实时没有留意到的。那就是黄炎培为战时公债劝募积极奔走，最终为中国抗战募得资金五亿多银圆。

1940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第三年，抗战的财政支出非常紧张。彼时的国民政府决定发行战时公债。《黄炎培日记》中记载：“1940年5月19日，政府发行公债，设劝募委员会……欲以秘书长或总干事一席见属。”

黄方毅认为，父亲黄炎培被委此重任，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父亲非常有集资能力。早年就和浦东同乡以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金，修建了从庆宁寺至南汇祝桥镇的铁路。二是我父亲非常清廉。创办川沙小学后，他不领工资。创办中学后，普通中学规定校长每月工资100大洋，我父亲只肯领40大洋。”

《黄炎培日记》中1939年9月24日载：“写信给即将赴桂办面粉厂的同仁，‘勉以二事：一、说一句做一句；二、绝对廉洁’。” 这也是黄炎培对自己做人做事的要求。

1940年9月1日，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租职教社余屋开始办公，至1942年4月30日，参与战时公债劝募20个月中，据《黄炎培日记》中不完全统计，有记载这项工作的日子近300天。在战时交通异常不便的情况下，黄炎培在重庆，并赴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进行劝募工作，还远赴中国香港与菲律宾。为募债拜访各方相关人士、致信上海各业领袖及各地相关人士更是常事。

战时公债劝募最终募得资金509272939元。《黄炎培日记》中记载：“至结束日止，尚无骚扰纠纷及舞弊情事发生，是为二十个月来大结束。”

黄方毅在研读《黄炎培日记》时还发现一件事情：菲律宾募债原请当地侨领负责，商定以百分之二奖金充给费用。实际募得两千万元，百分之二合四十万。日记中记载：“而我则仅耗三人来回飞机票，共美金237元，其他费用（带去一千元缴还六百五十元）三百五十元，合共美金五百八十七元，合国币一万一千七百四十元，即为国库省了三十八万八千余元。”

募债一事，除了奔波辛苦、节省开支，还经历了办公地点被炸毁等诸多波折。黄炎培在1941年8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上午，警报又作，敌机多批……募债会办公厅至此全部夷为平地。……满目荒凉，惨不忍睹。”其间，夫人王纠思也不幸病逝，日记中不时出现：“自纠思长逝，几于无夜不哭。”“自纠思之亡，天天在两重生活下，即白日忙于办公事，夜则哭我夫人也。”

“天天见面谈笑真是古人所说

‘如坐春风中’”

“鼎鼎大名的各位高级将领，外面没有见过的总以为个个都是了不得的猛将，说不尽的多么可怕。哪里知道天天见面谈笑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

1945年7月，黄炎培与国民参政员褚辅成、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冷御秋等7人，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电邀，一起飞赴延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五日间，黄炎培与中共领导人、中共军队将领多次接触，因而在《延安归来》中写下上面的话。

此次延安之行，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周期率”的窑洞对话最为世人熟悉。其实此前，黄炎培与毛泽东“神交”已久。1939年1月9日黄炎培就在日记中载，“阅毛泽东《论新阶段》”。1940年12月19日日记中也有写：“读毛泽东自传及毛论中日战争，毛夫人贺子珍小传。”而毛泽东则早在1921年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会场中，就见过黄炎培，并对其发言印象深刻。

黄炎培与中共领导人一见如故也由来已久。黄方毅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的周恩来就注意到父亲，对人讲：黄炎培是在社会里扎下根的人，我们要多多关注他，将来借重他。

《黄炎培日记》1938年5月19日记载：“生活书店，演讲。讲毕，周恩来讲。余与周君第一次见面。”此后，日记中多次记载，黄炎培与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聚餐长谈。如1940年6月14日记载：“周恩来来，长谈，九时半至午餐后一时半去。”

黄方毅说，最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在抗战期间到重庆后，在社会上的亮相很多时候是借助黄炎培的。如黄炎培举办“职业青年星期讲座”，请周恩来去演讲，原计划在礼堂，因报名人多，改至广场。周恩来做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这也是他第一次在重庆公众面前亮相，反响非常热烈。

黄炎培主办的《国讯》杂志也请周恩来发表文章。周恩来在百忙之中熬夜写就《今年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文，通过在《国讯》上连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得以宣传。

黄炎培与周恩来书信往来也颇多。如1945年11月20日日记中载，“讯恩来：今日飞延，请告润之，‘善审时机，适可且止’”。

“延安之行是父亲一生的重大抉择，也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延安归来后的父亲与以前大不一样。”黄方毅说，延安归来后，友人登门相问，关切延安情景。为作答众友，父母闭门谢客数日。父亲口述，母亲姚维钧执笔，一气呵成《延安归来》一书，且首次未经审查，自行发行，在国统区人人传诵，争购一空，又重印数版。

多年以后，黄方毅和当年的一些前辈谈起这段历史，老前辈们都说：“我们当年都是看了《延安归来》之后，开始相信共产党，向往共产党的。”

1941年，黄炎培与其他党派共同发起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团体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他联合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创建以实业家为主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并任主委直至去世。

黄炎培一生写下了一百六十多万字的论著和七百多万字的日记，给后人留下了先行者的许多重要启示。

抗战时期的《黄炎培日记》中，常有黄炎培与儿女书信往来、见面交谈的记载，谈时局、国事、做事做人，甚至卫生清洁、作业有否上交等事无巨细，有殷殷叮嘱，也有急切责备。抗战时期，黄炎培也特别希望儿女能锻炼自己以应抗战之需。如1939年9月24日日记中载：“幼女素回，幼儿必信，肄业中学，训以三事：一、须有专门知能；二、须富于常识，且能自了日常生活；三、须有抵抗强暴能力，三者备，才合抗战期间需要。”

“父亲的言传身教，家国情怀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儿孙后辈。”黄方毅说。

作者：邢利宇

编辑：韩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