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学与佛教》：探索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与互动

佛教进入中国，在古代文化史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迹，最有声色的阶段是在六朝、隋唐的中古时代，文学也由此产生了新的图景。《中古文学与佛教》在用力爬梳这一时期文献的基础上，将佛教与文学相关因素纳入文学史发展的进程，从文化史、多元宗教等视野，吸收域外学术成果，以问题性为线索，结合历时性的事实，观照佛道、儒佛关系对中古文人的精神影响，诠说中古文学与佛教中的文体、文类，特别留意中古文学中日益分明的雅俗分层及其背后因由。其间作者力求为关键节点的重要现象寻找最为妥帖的理解，这不仅使得本书论述细密融洽，颇可启发读者，而且也反映了其研究中古文学与佛教时所抱持的严整思考。

《中古文学与佛教》，陈引驰 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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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节选）

中国的历史传统之中，历来以儒、道、释为主流。儒、道两家是先秦时代中华文化自身脉络中産生，逐渐发展而成洪流的；佛教则在两汉之际传入，历经中国化，与儒、道形成鼎足之势。

佛教进入中国，在古代文化史上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迹，文学的进程因而也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新变：从语词的扩张到情节的袭取，乃至形式的移植、想象的丰富，更要紧的是中国文士的头脑中就此有了一个新的观念世界——所有这一切都给文学印烙上种种斑斓的光彩。佛教与中国文士、与文学发生接触、关联，最有声色的阶段是在六朝、隋唐的中古时代，而从最初的冲撞到交流、融会也是在这一时段内完成的，而就文学由此産生了新的图景而言，尤其是在唐代。这也就是本书主要试图讨论的时期。

就我个人的经验，中古时代之中佛教文化的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固然极大，但如果意图按照历史的时序对文学演变与佛教的关联展开考察，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文学的演变和佛教的发展是自成脉络的两个传统，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历时性的相互呼应的律动。这也就是本书的构架虽然大致依循时序铺展，但其实并未就此形成严整的时间结构，反而看似颇有交叠错出。若予以帮助的话，本书大抵乃是按照问题性安排的，这里所谓的问题性，大致包含了三个层面：

首先，中古时代的佛教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传统，绝非孤立的，而是与其他的精神传统构成多元的思想、宗教图式，包含佛教在内的多元宗教、思想背景，才构成了中古文人和文学展开的真实历史场域。这种多元性在文人的生活、思想及其书写的文本中乃是作为常态呈现的，因此本书意在佛道和儒佛的关系中对中古文人的精神祈向和文学运动的展开进行观照。

其次，中古文学与佛教的关联性，不同文类颇有不同的情形，这也是中古文学发展中文体、文类具有核心意义的呈现。佛教内部的文体、文类在六朝时期就具有了充分的发展和显著的特征，而说到一般的文学类型，佛教文化因素的渗透和进入是有深浅显隐之异的，因而对中古文学与佛教关联性的研讨，诗文之间、诗文与志怪传奇之间、诗文志怪传奇与通俗叙事文学之间，都必须做分别的疏理和诠说。很显然，这也是本书各章就此做出不同论列安排的理由。

再次，中古时代的宗教、文学逐渐呈现出日益鲜明的雅俗分层，就佛教文学而言，是再突出不过的了，尤其在敦煌出土文献所呈现的特定文学文本的思想品格、文学风格，与精英士人的文学书写之间。对于迥异于精英文学传统的民间性宗教及宗教文学的传统，需要有一系列不同的理解观念、观察方式和处理手段。这也是本书希望特别留意，并且专门提出来的。

在做了如上的解释之后，也并不是要全然否定中古文学与佛教关联的历时性考察，当这种历时性的关联事实存在之时，自然有必要给予提示，比如唐代文人从王维到柳宗元、白居易，恰好处在禅风演替的关节上，而在他们的观念和文学之中，清楚地显示了各自所处的时代禅风演变关头的印迹。

在交代本书构想之后，我愿意藉机简要谈谈个人对于中古文学与佛教的研究若干值得注意、明确和努力的方向。

第一要坚持文学史的纬度，文学史的立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把佛教与文学相关的因素纳入到文学历史发展的进程当中，而不是简单了解个案事实。只有纳入文学史，我们才能看到佛教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郑振铎先生曾表示，如果没有佛教，中古文学可能是很难想象的，可能会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面貌。作为中国文学的学人，我们的本位还是中国的文学，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就应该着力将佛教文学的研究成果纳入到文学史的脉络之中。

第二是文化史的视野，要放宽眼界，观照佛教文化因素对文学的作用。佛教文学的研究中，陈允吉先生有一篇文章《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专门研究韩愈诗歌与壁画的关系。我们知道韩愈是激烈反佛的，但是韩诗里面有很多佛教的痕迹，比如那些很狞厉的、很有张力的、很恐怖的场景，那么这些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提出韩愈的游寺之作，再经由考察寺院壁画图景，追溯诗歌意象的现实源头。这很有启发性。我们读《历代名画记》和《酉阳杂俎》的《寺塔记》等文献，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复原中唐那个年代寺院壁画的概貌，像画圣吴道子在长安和洛阳，画了数以百计的壁画，但中国的土木建筑不像西方的建筑能够保存很久，所以都毁掉了。中古时期，唐代的寺庙不仅是宗教的中心，而且也是社会文化的中心，很多人都会去，不仅善男信女会去，一般人会去凑热闹，诗人也会去游寺，绝大部分唐代诗人的诗作中都有游寺的作品，而这种游寺的经验自然会渗入到创作之中。在反佛的诗人如韩愈那里，在观念上对佛教的义理可能会很排斥，会严厉批判，如其《谏佛骨表》《原道》等，但如果放宽眼界，从诗人整个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来考察，佛教文化的因素对文人的作品创作还是有影响的，这就是当时物质文化的具体环境对诗人的影响。

第三个方面就是雅俗兼合的视角。限于个体的精力和能力，在佛教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有的偏重于主流文人方面，有的偏重于俗文学方面，有的专注于一种文类比如变文，有的仅聚焦于某一诗人比如王维或者白居易。这当然有合理性，不过有时会造成认识上的偏差，产生对于所研究对象的放大和过度阐释。其实以一种整体的眼光来观照，比如唐代的佛教文学，要注意到精英文人的文学与俗文学的不同，我们不能以文人文学的观念来看待民间通俗文学的作者身份、作品主旨和影响形态，比较和区别，可以说也是一种兼合视野的表现；同时，也不能完全割裂雅俗文学，两种传统之间也存在相互的交错和影响，比如张祜就指白居易的《长恨歌》如“目连变”，以今天的学术分析，这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戏论，那么更不宜见其一不识其二了。

第四个就是要有多元宗教的观念，这与前一点有相关性。一个宗教比如佛教在精英士人和民间的表现形态，并不完全一样，要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也要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关联。扩大到不同的宗教传统之间，大抵也是如此。不能研究佛教文学，看到的所有皆属佛教影响；研究道教和文学，看到的所有都是道教痕迹。实际上，整个中古时代，佛与道的错综是常态，如沈约不仅对佛教同时对道教也有很深刻的了解；像萧衍，后来极度信佛，几次舍身同泰寺，完全是一个佛教皇帝，但他早期道教的信仰是很深刻的。看待当时文人与佛、道的关系，要有一个平衡的观照。中古的文人通常不是纯粹的道教徒，也不是纯粹的佛教徒，对于不同的宗教，他不会持有完全排他性的认同，对佛教很有感情，不是排他性地就不要道教了；或者作为道教徒，就排斥佛教等其他宗教：李白是一位道教徒，大家都承认李白与道教的关系很深，但是李白与佛教的关系也非常明显；还有如白居易，儒家、道教、佛教完全打通融合在一起，堪称典型。了解佛教和文学的关系已很难，再来了解道教和文学的关系更难。但虽然难，这是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平衡而近真的认识。

还有比如佛教与儒家的关系，虽然目前对“儒”到底成不成“教”有许多争议，但两者之间在历史上的错综复杂关系是无庸讳言的。比如在唐代古文运动之间的纠结就是，其实并不如一般认为的那些古文家都是反佛的，恰恰相反，大多数的古文家与佛教的关系颇为密切，韩愈的反佛是一个激烈的个案。以我个人关心的问题为例，《文心雕龙》的《论说》篇里刘勰关于“论”的阐释，这部分特别受到学者的关注，就因为这里面明确涉及了佛教的概念范畴如“般若”。刘勰解释“论”是“述经叙理”的，“叙理”这点，中古文论里面是常谈，《典论· 论文》《文赋》直到《文选序》都说了，特别的是“述经”，范文澜先生认为这个观念是从佛典以“论”释“经”来的。我以为不是那么简单，我们都知道刘勰虽然熟悉佛学，但他写《文心雕龙》是特别“宗经”的，他最后的《序志》篇不是说梦见孔子么？其实当时儒家经学的传统里面，以“论”释“经”的情况已屡屡可见了，比如阐说《周易》的论文就不少，《论说》篇里就提及王弼的“二例”，虽然解释不同，有以为指王弼《周易略例》的上下篇，有以为分别指《周易略例》和《老子略例》，但与经书有关是没有疑问的。况且刘勰还特别提出《白虎通》是“论家之正体”，这书自然是与经学紧密相关的一部书了。但这个说法很奇怪，学者注意的却很少，大概周振甫先生提到了，但他的解说我以为不够深透。刘勰举称《白虎通》或许有这书在六朝的时候被人称作《白虎通德论》的缘故，但更值得探究的是，这书的体制是诠说性的，比如先设问何以谓天子，而后解释，再引些文献来证明。这种诠说性方式，固然是传统的经学著作比如《公羊传》已采取的，但在当时的佛教典籍里更是普遍，比如当时流行的翻译过来的论部典籍里就是，在本土産生的一些佛教文献比如《牟子理惑论》里也是。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在对“论”乃“述经”这一特征的把握上，交织着儒家经学和佛教经典的复杂背景，如何理解很是微妙。

最后我们要注意吸取域外的学术成果，如今中国古典文史学术的研究根本不是仅仅中国本土的了，很多学问都是世界性的学问，世界性的学问只有吸取海外的成果才会真正有提高、有推进。接着前面提到的《文心雕龙》举例来说，刘勰与佛教的研究、《文心雕龙》与佛教的研究，争论很多，1980年代马宏山教授甚至倡议《文心雕龙》中心主旨是佛教的，当然很多人不同意，因为刘勰着写《文心雕龙》，全书的主导取向显然是儒学的，范文澜先生就认为属古文经学。但佛教影响是否确实呢？我以为非常重要的一篇论文，是京都大学兴膳宏教授的《〈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文章很长，非常细致地对比《出三藏记集》和《文心雕龙》的思想上、用词、用句、句法、论证方式上的关系，他的结论认为《出三藏记集》有好些文章出于刘勰的手笔，是刘勰帮他的老师僧祐写的。或许我们可能不完全接受他的看法，但有一点，《出三藏记集》既然是他的老师僧祐编的，刘勰肯定知道这本书，起码那些主要的内容和学术观点刘勰是了解的，或者说其大部分刘勰是认同的。如果要研究刘勰《文心雕龙》与佛教的关系问题，这样的文章不能不读，必须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