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交错而成的穆旦形象及周边——读易彬《幻想底尽头：穆旦传》

作者：姜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易彬这部厚达六百多页的穆旦传，让人期待已久。十几年前，他的穆旦三书（《穆旦年谱》《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穆旦评传》）相继推出，就极大推动了穆旦研究的历史化进程。新版的传记和年谱，又吸纳了近年来穆旦史料挖掘、整理方面许多最新的成果，规模更宏阔、内容也更丰赡，无疑将这位“沉默的诗人”的生活、写作、思想的复杂面向和内在经纬，更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出来。

穆旦青年时期照片

在方法上，正如引言所称，全书的写作不仅仅局限于传主本身的单一文献，而“尽量提供一种广阔的传记知识背景”。在细致读解穆旦本人诗文、日记、书信的基础上，又最大限度地调动档案、友人回忆以及政治史、教育史等多方面材料，确实是此书的一大特点。综合多方面材料的同时，如何保持“必要的平衡”，自然也构成了“不小的考验”。易彬深耕穆旦研究二十余年，在现当代文学史料整理方面也多有建树，虽自谦“这方面的想法还没有非常系统的总结”，但想必早有心得，也摸索出了自己独门的方法。读罢全书，我的感觉是，以穆旦生平为线索展开多方面的知识背景，目的不只在各种材料的衔接、平衡，更意在构造某种多维的透视视野，尽量将诗人的一生还原到他所置身的变动的历史情境中。比如1954年11月南开大学“外文系事件”，对穆旦后来境遇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利用学校档案、报刊记录和当事人回忆等材料，易彬非常详实地梳理了事件的来龙去脉，最后将事件的发生与当时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联系起来，点出穆旦、巫宁坤等的发言，其实是受到了当时“反权威”风气的鼓励。这一段“余论”别具深意，特别能帮助读者理解个体姿态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复杂关系。

穆旦在1976年的《冥想》一诗中慨叹：冷眼回顾过去，“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从某个角度看，易彬似乎也有意刻画一位在“普通的生活”中面对诸多考验的诗人，不断提及他四处游走、“渴望安定生活”的“小职员”形象以及处于“社会文化网络边缘”的“小人物”身份。在“大历史”中写“小人物”，这种方式应该不是为了追随后现代的史学趣味，硬要将“诗人英雄”拉回平凡人间。我想，他的意图是扬弃单一的文学视角，更多将穆旦看作是现代中国千万“普通”知识分子的代表，由此来展开20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之中个体精神史、生活史的深广图像。如果说，穆旦在最后作品中，出于“对生命即将消亡的强烈预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笔触全面铺开”日常性的生活细节、友谊、离别、爱情、人生、理想……则易彬似乎在做类似的努力，以一种细致入微的笔触，全面铺开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热情、执着，他一次次的博求和一次次的挫败、遭遇的困惑以及在生活中背负的艰难，包括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为子女的工作四处奔走，才因此摔伤了右腿。这些段落，读来让人颇为触动。

1976年《友谊》一诗手稿

本书的标题“幻想底尽头”，出自穆旦晚年名作《智慧之歌》，在接受记者访谈时，易彬说到这书名的两层含义：首先是“幻想”，然后才是“尽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穆旦都有过热烈或美好的幻想，却无一例外遭遇了挫折，如1942年主动奔赴缅甸战场，1946年北上东北办报等……这种不断“幻灭”的精神历程，似乎可以收纳于某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叙述中。但换个角度看，“幻想底尽头”不一定就是“幻灭”的荒原，不一定只是凛冽的寒冬，凛冽中也可能有不无亮色的生命洞察，“普通的生活”中还有“韧”的工作与战斗。事实上，在穆旦一生关键时刻，总能看到挫折和热情的交织、否定和肯定的辩证以及幻灭之后某种“幻想旅程”的再启。分析四五十年代之交穆旦的选择时，易彬就将“出走”和“归来”相对照，强调二者“以一种不可割裂的方式”相互彰显了意蕴：有了“归来”，诗人的“出走”也就并非是弃国而去，而是基于对民族国家的强烈关切；有了“出走”，“归来”也便有了在个体生命实现的意味，即如好友巫宁坤所说，“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里，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同样，晚年的诗人感到死亡阴影的迫近，对于当时的历史变动也不无疑惧。然而，正是在幻想尽头、生命尽头的寒冬感受中，受《唐璜》可能出版等消息的鼓舞，他又一次燃起了对于文学事业的热忱。

这种错综流动的生命史图像，显然不是单一的“受难史”叙述所能容纳，其内在交织的精神线索，正是这部传记所要着力追踪、描画的。在历史评价方面，易彬并没有掩饰自己的立场，但并不追求过度“共情”，更拒绝演义式的挥洒，在各种史料的参差对照中，始终保持了一种审慎的姿态，不断用一种推测性的语气去探问、去辨析可能存在的问题层次。比如，王佐良写于1946年的《一个中国诗人》对于后来的穆旦研究影响深远，但其中一个观点很少被注意，即末尾的评价：“他懂得受难，却不知至善之乐”。“至善”二字怎样理解，易彬结合中西语境进行了讨论，认为大致是指：“对于道德上的愉悦的追求，即以此来抵消受难对于心灵所造成的冲击。”如果说王佐良的评价包含某一种批评或期待，那么诗人晚年在“严酷的背景”中写“冬之乐趣”，是不是包含了某种接近“至善”的自觉？与此相关的是，奥登是穆旦最喜爱的现代诗人，或许因对拜伦、普希金的翻译产生的排斥性，在穆旦晚年的评价体系中，奥登却被置于“次一等的位置”上。也正是在同一时期，他对“风花雪月”之传统诗意的一贯拒斥，也有了微妙的转变：在“现代诗”追求新异的标准之外，开始考虑文学接受的“永久”问题。这种变化是否暗示了某种精神的转机、某种诗学上新的突破？易彬在将这些现象收纳于一处，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启发性。

1954年穆旦将译著《欧根·奥涅金》题赠给巴金。巴金故居藏

当然，由于穆旦过早的离世，“事实似乎就这样处于一种难以断定的状态”，但要完整领会他留下的诗学遗产，并使之成为可以转化、可以被激活的资源，正是这样“虽连贯却未及全部展开的奇异图景”，蕴含了一些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线索。在这个意义上，这部用思深湛的传记，不仅是要用“丰富的史料”去填满穆旦的形象及周边，透过史料交错而成的缝隙，或许更多指向了“丰富的问题”之打开。

（本文图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提供）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26日 1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