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临其境、心知其意：以田野调查认识真实社会

原标题：身临其境、心知其意：以田野调查认识真实社会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变化之中，新社会现象、新社会群体和组织不断出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新问题。但无论是面对新社会现象还是网络虚构的社会现实，我们达成深入、真实认识社会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开展社会调查。本文拟结合社会调查和社会学学科的实践，对田野调查的一些重要特征进行阐释，明确田野调查是我们认识和洞察真实社会现象的重要工具，推进调查研究在数字时代的发展和运用。

一

田野调查最初是人类学使用的概念，指的是早期的人类学家深入一些部落和初民社会进行的调查。由于语言和文化隔阂，人类学家一般要经过与研究对象较长时间的共同生活才能对其形成理解。田野调查在当前的社会学中一般是指实地调查，“田野”强调的是去现场，并不限于狭义上的田野和农村，城市、工厂等都是社会学的“田野”。

在中国社会学发展脉络中，田野调查的前身是“社区研究”。民国时期，吴文藻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期间，先后邀请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和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派克来燕大讲学，结合英国功能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调查研究方法，提出了“社区研究”的思路。他认为，“社区”在中国最适合的研究单位不是城市街区而是村庄。在村庄之内，社会生活、社会结构是“整体”的，其内部互相联系，与外部互相适应，在时间上前后连绵。因此，要认清楚社区内的社会现象，就要对社区进行全方位（立体）和全历史的研究，除了物质状况，还要了解社区的制度、传统、准则、价值、意见乃至民风礼俗、精神理想等。用吴文藻的话说，如果当时的社会调查是去实地“拍照”，社区研究就是去实地制作“活动电影”。燕京大学的师生们进行了持续的社区研究实践，产生了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等经典著作。

费孝通自20世纪80年代主持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以来，大力提倡社区研究的方法，并力图将其从村庄研究拓展到村庄比较研究、乡镇研究乃至更大的区域研究，也尝试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城市的社区研究。他在研究实践中将这种研究概括为“从实求知”的田野调查。“从实求知”正是社区研究的精神实质。而在其93岁时发表的最后一篇长文中，费孝通将研究的主旨概括为“将心比心”，这是对“从实求知”的升华。他通过回顾一生的田野调查，指出社会研究一个重要局限性在于只是研究“看得见摸得着”的制度、政策和结构等“生态”层面。许多欠发达的地区在这些方面与发达地区并没有根本差别，要真正找到问题的本质，需要更深入一步，进入“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领域。因此，田野调查真正的研究对象是“心态”而不是“生态”，或者说是从“生态”到“心态”。所谓“心态”，是指研究对象一些深层的观念、价值、情感状态。如果研究对象是群体、组织或社区，“心态”就是指隐藏在群体、组织或社区之下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是一些“氛围”或“风气”，费孝通将此看作外人看不到、内部人说不清楚的只能“意会”的部分，有学者将其称为“社会基础”或者“社会底蕴”。

二

要研究这些“言外之意”，研究者只是在田野中进行访谈、观察和记录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调整和提升自己的“心态”，以把握和理解研究对象的“心态”。费孝通对研究对象“心态”的讨论较多，而对研究者的“心态”却涉及甚少。在笔者看来，研究者的“心态”应该具备两个方面，引用钱穆的用语，可以叫作“温情与敬意”。

“敬意”的“心态”，是指研究者在田野中应保持一种尊重的态度。这种态度首先是要把自己和研究对象放在平行、平等、贴近的位置，自己不是从空中高处进行鸟瞰，而是研究对象的同行者。田野调查的最大优势就是那种生动、浓密甚至略带压迫和紧张的现场感，如何体会到这种现场感，是研究者“心态”提升的第一步。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由于研究对象是初民社会，研究者尽管参与当地的生活甚至生产，但是往往有着很强的观察、研究意识，自己作为研究者的身份意识即使在完全参与观察时也非常清晰。这种意识越清晰，其心态与研究对象心态相联通的障碍就越大。当然，由于人类学研究的是完全异己的文化，其外部观察的“心态”很多时候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费孝通可以说是最早用田野调查方法研究文明社会的人类学家，他曾经深入开展田野调查的三个地点——江苏江村、云南禄村与广西瑶山都是文明社会，但费孝通对自己的家乡江村情有独钟。他面对大瑶山农民那个“友好但莫名其妙的世界”与回到江村听到“飘飘然令我入迷”的吴语时的心态，是大不相同的。对于越熟悉的田野，自己越容易变成局内人，越容易从研究对象的眼睛和心灵去理解他们的世界。这是对研究对象最大的敬意。由此而言，对田野调查的对象越熟悉，就越容易进入“心态”的层面。费孝通晚年经常提起，对于社会学研究本身来说，身边的社会就是最好的田野。我们如果真的能够保持尊重的态度，我们周围的人就是观察对象，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参与观察，而这样的田野调查的最大成果就是我们做人态度的改变。事实上，在人与人相处中，正是保持敬意的态度才使我们的眼睛更加明亮，更加具有洞察力。

温情的“心态”，是指研究者在田野中应该保持一种共情的态度。这种共情态度的根源，在于对田野调查研究目的的认识。费孝通晚年提倡“人民”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主要是说研究者进行调查的目的是服务调查对象的福祉，这是对西方田野调查方法理论的重要改造。研究者研究的无论是困难群体还是社会精英，身边的亲朋还是远方的陌生人，如果只是出于科研发表或者社会管理的目的来进行研究，与被研究者的福祉不相干甚至相反，又怎么能够感其所感、心心相通？研究者如果不能以自己的“心态”去体察、体会被研究者的“心态”，“心态”就变成永远不能到达的海市蜃楼。可能有人认为，温情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会影响研究的科学性。如果我们认为田野调查的目的就是要对研究对象的心态、底蕴有深刻的认识，那么最为客观的态度就是以其心为心、共其情为情。反之，将研究对象当作木石砖瓦来“客观”地研究，是主观唯心的态度，离科学只能更远。

对于持有温情与敬意“心态”的研究者来说，田野中的现场感具有特别的意味。这些感受就像含有意蕴的星火，会引导我们进入研究对象“心态”的城堡。古人说，“听于无声，视于无形”。就将心比心而言，温情和敬意每增加一分，感官的感受范围就向外伸展一分。实际上，当我们在田野中用心感受研究对象的“心态”，努力通过他们的心灵理解他们的世界时，我们的温情和敬意也会不自觉地增加，在这个意义上，田野调查的过程也是每个研究者学习和修身的过程。

三

将心比心的田野调查，无论是发生在身边还是远方，都能给我们带来对真实社会的感受和洞察，这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尤为珍贵。据粗略估计，当前中国互联网用户每天上网的时间超过5小时，超过70%的人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有三分之二的信息是通过视频平台、社交平台等大众平台获得的。这些大众平台很多都会使用智能算法来推送信息，信息的生产者大多是普通用户，其中不乏以流量和关注度为目的的信息炒作者。在主要信息源包围之下，人们常常被层层包裹在“信息茧房”之中，表面上自由、开放、广阔的信息获取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狭隘、被操控甚至是被“定点投喂”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为每个人量身定做的虚构现实却是以用户自由获取的方式呈现的。人们的自由、自主和开放感也变成了虚构现实的一部分。可以说，一个人如果主要靠网络来获得信息和认识，那么他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生活在虚构的社会中。在这个社会中，热点事件、重要议题以及各种热搜，表面上是社会大众关注的结果，而实际上很可能是操纵大众注意力的原因。

人们在这个虚构社会中的意见和态度很容易变成泛滥的洪流，自己的心态又被这些洪流所裹挟，成为裹挟其他人的力量。要在洪流中岿然不动，关键是要让自己扎根于真实社会之中。真实社会的大多数人并不在网上发声，而是一如既往地生产和生活。在网上一呼百应的“大V”或者四面出击的“键盘侠”，在真实社会中很多都是普通人，与在网上的形象和行为形成很大反差。他们在真实社会中不能摆脱社会关系的缠绕牵挂以及面对理想与现实时的纠结，这些构成真实社会的基本要素在网络上经常被掩盖或视而不见，人们在虚拟社会中更倾向于做一个旁观者或评论者。越来越多利用网络进行社会调查，是当前的一个发展取向，也有些人在探索网络的田野调查或田野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本质特点在于心灵的感通而非语言的交流，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心知其意”。尽管网络田野调查能帮助我们迅速“见到”远方的研究对象，能够和他们“面对面”地交谈，无疑极大拓展了田野调查的应用范围，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田野调查所独有的优势，这是网络田野调查的最大局限所在。

当前社会的迅速数字化、智能化，使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以数字分析来代替社会现实。每个人的生活虽然是真实的，对他人、社会和世界的理解却越来越数字化和虚拟化。在这个意义上，田野调查不仅是社会和政策研究的事，也是数字时代每一个人认识自我和认识社会的重要工具。

（作者：周飞舟，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